【法官想減刑就減刑？】
有一名女子因為服用鎮靜安眠藥物過量，不但搶劫金飾店，還要脅懷孕的員工，持刀抵住她的脖子，犯後女子向法院坦承犯行也和懷孕員工和解，法院針對這起強盜刑案作出了判決，但在最後要不要用刑法第59條減刑的考量，地院和高院的結論卻大不相同，究竟法官在想什麼呢？
🎸高院和地院的法官怎麼說？
地院認為不能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期：
女子的辯護律師希望法官依照刑法第57條審酌犯罪情狀，例如考慮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犯人的生活狀況、犯案後的態度等等來減刑，然後再依刑法第59條憫恕減刑。
但地院法官認為而刑法第59條的酌減條件，必須犯罪情狀另外有特殊原因或環境，會引起一般人同情，認為就算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，還嫌太重的話才能拿來用，犯後態度以及種種彌補行為，有納入刑法第57條量刑的因素考慮了，這件案子已經沒其他可以開恩的理由了，如果還要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，反而導致罪刑失衡，所以地院沒有再用刑法第59條減刑。(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、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決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訴字第 138 號判決)
高院認為可以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期：
但高院認為，刑期的考量法院有審酌空間，除了要依刑法第57條規定考慮犯人及犯行等一切情狀做整體評價，另外有可以憫恕的犯罪情狀，可以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刑期，這裡所謂犯罪的情狀，和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該審酌的一切情狀，並不是說有不一樣，但在裁判上應該把犯罪一切狀況全盤考量，看看犯罪行為有沒有明顯可以憫恕的理由，考量有沒有特殊原因和環境會引起一般人同情，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刑還嫌過重來判斷。
雖然犯案女子用刀抵住懷孕員工的脖子，還取走金飾店內總價值100萬元的貴金屬飾物，但犯案女子並沒有實際傷害懷孕員工，而且強盜所得的貴金屬飾品也還回去，店家實際的損害不重，並審酌女子是因為一時服用過量藥物，有鎮靜安眠藥物急性中毒症狀，思考、知覺、行為辨識能力明顯降低，才犯案，沒有妥適照顧身心，雖然不好，但犯罪後坦承犯行，承認錯誤，並極力彌補造成的損害，雙方達成和解，被害人也表示願意原諒，依犯罪動機、具體情狀及行為背景，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，縱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還是太重，所以可以再用刑法第59條減刑。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、99年度台上字第6420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3140 號刑事）
🎸想減刑就用刑法第59條？
法官要減刑，應該先看看有沒有刑法第57條可以用，例如案例中犯案女子和被害人達成和解，也坦承犯案，犯後態度良好，就可以用刑法第57條減刑，不過這和刑法第59條的「情堪憫恕」是不一樣的，不應該混為一談。
發動刑法第59條的時機，應該是要另有特殊原因和環境，像一些人倫悲劇，真的是沒辦法照顧才殺害病痛的家人，或是販毒不管是10公克和100公斤，依法都會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，一般人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會認為「情輕法重」，有值得同情的情形，就算判決最低法定刑還是太重，才能動用刑法第59條「法外開恩」。
在這次案例中，高院的法官，把和解和行為背景、犯後態度，原本應該屬於刑法第57條量刑的判斷，就直接納入適用刑法第59條的參考，實在不恰當，反而我比較肯定地院的判決，因為法外開恩不該成為為了減刑而濫用的理由，你們認為誰比較有道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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